越南国际访客量锐减，2000万人次国际访客量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19)科恩的论证思路在于，马克思意义上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在当下已经不复存在，那么作为革命性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它失去了现实的来源。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国家制度虽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内核，是形成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保障。

系统型体现在将政府—市场—社会全部纳入国家治理规划的视野，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进行顶层设计，以行政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方式，构建全覆盖、国家化、层级化的制度体系并展开国家治理，充分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正十分重要。通过权利开放充分调动、激发社会全体成员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为了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中央政府以建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分别在2013年、2018年进行了两次大部制改革，将涉及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重要部门纳入党的部门进行强化管理和归口管理。内生型治理模式是在对中国国情、历史、文化传统的全面考量基础上形成的，其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别国经验。

但是，国家治理并不只是局限于单向度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制度、规定、条例，更是一系列制度之间的运行机制的和谐运转。第一阶段治理的集成型是指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标，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来保障实现关系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事项的举国体制和运行机制。学者阿马多曾以妥当性原则为例进行说明：妥当性作为比例原则的组成部分，它要求限制了原则P1的N只在能够给其他原则P2或者P3带来好处时才是合宪的。

[70] 四、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反向排除 基本权利的限制包括外在限制和内在限制两方面。其实，这两种理论都存在问题。[76]限制权利通常是因为该权利与第三方权利存在冲突，为解决权利冲突，权利双方必须相互退让，于是需要对权利加以限制。国家对于基本权利的干预究竟属于侵犯还是限制，需要借助合宪性审查加以判断。

受到基本权利保护的应是基本权利主体的行为而非国家的行为，法院若将原本在干预阶段才受审查的国家的行为提前到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阶段加以审查，就会导致两个阶段审查结果的混同。（二）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 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通过解释来界定，要解释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必然需要用到经典的解释方法，如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

目前，学界关于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研究，仍然局限于对单一的、具体的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探究，[4]整体性、系统性、宏观性的理论建构较为缺乏，能够对立法实践，尤其是合宪性审查实务发挥指导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究其原因，这些国家在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界定时，常采宽泛的界定思路，导致相关审查流于形式。[32]如果仅仅是节假日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生活经验的闲谈或是为娱乐之目的的大众派对，就不应属于集会自由的保护范围。

[53]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Schutzbereich, Eingriff, Verfassungsimmanente Schranken: Zur Kritik gegenwärtiger Grundrechtsdogmatik, Der Staat 42(2003), S.167. [54] 参见前引[40]，Volkmann文，第265页。在内部理论中，假如一个行为在表面上符合权利的内涵，但实际上逾越了权利的内在界限，这个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受权利保护。自由权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义务的自由。明确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对干预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合宪性审查的首要步骤。

结语 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理论建构，还需依靠宪法教义学的积累不断完善。对此，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通话记录或通讯记录不在宪法上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范围内，上述地方性法规并不构成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犯。

事实上形成的基本权利与立法之间的关系是，立法只能从外部限制该权利的行使，但该权利的保护范围并不能由立法决定。第二阶段主要审查国家是否对落入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行为、状态或制度进行了干预。

[38] 3.解释还是权衡 宽泛界定与狭窄界定的分歧更主要体现在界定方法上。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前者主要由立法界定，后者主要通过解释确定。杜强强经过考证后发现，这是当时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有意安排，因为既要规定人民的民主权利，又说不能诽谤，那么人家就不敢提意见了，提意见就是诽谤，因而最后删去了诽谤的表述。这种认识在根本上混淆了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不仅无助于揭示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客观样貌，也将导致合宪性审查的三个阶段在逻辑上难以自洽。3.尊重第三方财产 在来自苏黎世的涂鸦者案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艺术自由的保护对象自始就不包括为发展艺术的目的而去恣意使用或者破坏他人财产的行为。

[25] Martin Borowski, Grundrechte als Prinzipien,2. Aufl., Nomos, Baden-Baden,2007, S.149. [26] 参见王锴：《论立法在基本权利形成中的作用与限制——兼谈公有制的立法形成》，《法治研究》2017年第1期，第101页以下。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审查与对基本权利干预的审查，主要表现为流程上的上下游关系，它们的审查内容并不重合。

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是指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限制，它为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划定了边界。[61]其次，历史解释旨在探求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原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基本权利可能受到的威胁也在发生变化，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也要着眼于当下，这就是目的解释的必要性所在。

这两个案例所体现的对基本权利保护范围与基本权利干预合并审查的思路，被德国学者称为基本权利干预合宪性审查步骤的哥白尼转向。如果把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比作气球，气球所能吹到的最大程度就相当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

在明信片或贺卡中，投递人只是放弃了寄送过程中对必要的参与者如邮递员、分拣员的保密，但并不意味着他希望与这些人交流思想，同时他也相信邮递员、分拣员等基于他们的职业义务不会将内容泄露出去，因此没有密封的通信并不会妨碍特定人之间的思想交流。[55]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曾对学术进行界定，认为无论内容或形式，只要是有计划地认真探求真理的活动，就属于学术活动。国家的公法义务包括两方面：一是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承担的义务，二是为保障公共利益而承担的义务。[89]法院虽然没有否认涂鸦的艺术性，却以破坏他人财产为由拒绝了涂鸦行为受艺术自由保护的主张。

[88] BVerfGE 115,301;117,137. [89] BVerfG, NJW 1984, S.1294. [90] 参见高慧铭：《论基本权利的滥用禁止》，《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第118页。基本权利的限制是从外部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进行压缩。

[85]内在限制一般不需要被正当化，其更多是由事物本质决定的，因此也有学者将内在限制称为固有限制。[23] 前引[14]，Manssen书，第46页。

既然任何相关行为都受基本权利的保护，为了防止个人打着基本权利的旗号危害他人和社会，国家的干预就成为必然选择。该团体认为联邦政府的表态侵犯了他们的宗教自由，于是提起宪法诉愿。

[68] 出版自由所保护的设立出版机构、进入出版行业、编辑过程乃至在出版物上打广告，都是言论自由所不及的。通常只有那些极端危害社会的行为，如同类相食、人口贩卖、儿童卖淫、活人献祭等，才会触及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67] 参见前引[4]，陈征文，第13页。于是出现了一种折衷理论，即狭窄保护范围的外部理论（前述狭窄界定）。

[45] 宽泛界定最大的问题在于，其逻辑内部有两处自相矛盾。[77] 外部理论与内部理论的分歧源于对限制的理解存在差异。

德国继承法上的特留份范围大于我国，[52]就反映了继承权核心定位的差异。三阶段的分析框架源自德国，20世纪90年代末被我国学界引入并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可。

界定事实上形成的保护范围，关键不在于知晓这些方法，而在于将这些方法恰当地应用于特定的场景中。例如，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的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就构成对婚姻家庭权保护范围的内在限制。